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纪实

其次，土地政策对房价影响明显。

实际上社会福利的变化无从得知，有人会说涨价好，因为涨价后，减少了拥挤，但也有人会说，涨价不好，涨价后乘客要多付钱了，所以社会福利的变化无从比较，这样比较没有意义，我们只能说，只要价格不是由市场定的，无论是涨还是不涨，都不好，都是损害潜在的社会福利的。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进入 朱海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涨价治堵 。

那些认为政府应该涨价的人预设了某个合理的需求水平，定价的任务就是去满足那个需求，使供求平衡，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使供求达到平衡，而是更好地满足需求。企业家把价格作为决策的信号，而计划者把价格当作一种调节需求的手段，不拥堵了，就少收点费，拥堵了就多收点费，它的目标是调节车流或人流，类似凯恩斯主义者对需求的调节，需求不足就刺激一下，需求过多就抑制一下。并且需求本身不是固定的，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是随着价格、服务的变化而变化的，需求的满足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某个合理的需求水平点存在。有些人认为涨价之后，拥堵缓解，社会福利将改善，这也是没有依据的。政府定价是把价格当作调节的手段，价格成了一个工具或手段，而市场价格是自发形成的，包含了大量的个体知识，并且也把知识扩散出去，因此市场价格有协调市场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政府定的价格所没有的。

因此，首要的是破除政府对公交服务的管制，开放市场，使价格在竞争中自发形成，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涨跌。政府没有参与竞争，它的成本是不真实的，比如可能养了很多闲人，用高价买了设备或发包了工程等等，而且营收也是不真实的，比如该创收的没有去创收。对于前置性的审批尽可能做到越少越好，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则需大大强化。

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是我国的最大机遇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全社会消费需求释放的大趋势正在形成，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这就要求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我认为，同以往相比，《决定》强调今后要逐步把更多的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方面，应当说在强调国有资本公益性上比以往有重大突破。当前的主要情况是，各方面普遍重视混合所有制，而对《决定》提出的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客观讲强调得还不够，也很少见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这就需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各类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从实际情况看，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

当前，我国服务业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是资本短缺形成的有效投资不足，而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导致的有效投资不足。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治基础，还需要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由此才能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当然，这很复杂，需要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但不应当以复杂为由或担心农民的短期行为，而不去积极主动推进。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决定 解放思想 。例如：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这就需要把推进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作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课题。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转型改革 当前，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

我的建议是：要以负面清单管理界定政府作用边界，倒逼行政审批改革;中央政府应尽快制定和公布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例如，不仅仅是资本、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也包括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机制等。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国有资本角色：以公益性为重点配置国有资本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它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深化国企改革，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仅将有效化解短期经济增长压力，而且将形成中长期发展的动力。

这里，需要深入讨论的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能不能由市场决定？我的看法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本质仍然是重要资源。我的看法是，新阶段要特别强调公益性国企的功能。我理解，它应包含三个层面含义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在变化，过去全球生产方式是在产业间分工，后来到产业内分工，现在是在生产环节和生产任务分工。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未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三五时期显得尤为紧迫。

中国到2020年会比较接近高收入的边界，很多国家进入高收入以后，都经历了经济减速的阶段。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增加值非常低。

现阶段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第一是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变。2005年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滞后。

第四，在产业政策方面，原来部门优先型的政策要向功能型政策转变。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正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慢，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如何变化，需要深入密切关注。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扩大内需，但是扩大内需并不等于仅扩大消费，在中国现阶段，投资的增长也非常重要。第三，实现政策目标由促进有形要素积累向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经济发展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创新队伍，以及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国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近年来GDP增长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这是很重要的转折点。第五，区域政策从强调空间和地域的差别性，转向注重区域间的一体化发展和协同发展，注重国内和国际的合作发展，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iphone4的出厂价194美元，中国在其中只得到6美元的增加值。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TPP和TTIP这些新的协定，会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很大影响。

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放缓甚至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原来靠着劳动力数量的优势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现在很难维持下去，必须开拓新的优势领域。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的关键时期，也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时期。所以十三五是现代化进程中间非常关键的五年。

发展目标会更多元化，信息技术快速增长，原来的治理模式必须要改变。第二，国家政策的重心应该从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中国非农产业的比重现在已经超过了90%，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比重，在2007年左右达到了顶峰47.9%，今后还在不断下降，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拐点。目前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

另外，国际产业分工孕育新变化，高端工业在向发达国家回流，低收入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受到双重挤压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7.5%，与增长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也都显示了经济回暖的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由于高达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至少有6成以上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房产泡沫破裂又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所以各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心，就高涨起来。

  模糊认识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 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说，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呢?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北京日报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结构调整 。